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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靖县实验幼儿园党支部开展“庆七一•严明纪律守初心”主题党日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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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靖县实验幼儿园党支部开展“庆七一•严明纪律守初心”主题党日活动

南靖县实验幼儿园党支部开展“庆七一•严明纪律守初心”主题党日活动

关帝文化(wénhuà)产业园风动石前唱响渔歌。 东山铜陵关帝庙俗称“东山关帝庙”,2022年(nián)7月被中国侨联授牌“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(jīdì)”,2023年2月被国台办批准为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”,可见这是非常特别的(de)一座(yīzuò)关帝庙。东山关帝庙建于东南所城,绾连海峡两岸,辐射(fúshè)东南亚,自元明至当代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。 东山(dōngshān)关帝崇拜,追溯到唐总章三年(670年),陈政、陈元光开拓闽南,关公香火随军奉祀(sì)并传入铜山,东山人拜祀关帝已有(yǐyǒu)1000多年历史。东山关帝庙的创建可追溯到明洪武二十年(1387年),江夏侯周德兴建铜山卫所用以抗倭(kàngwō),刻关公像祀之。 清代东山关帝庙列入官方祀典的记载颇(pǒ)晚。根据碑刻史料,清道光二年至道光四年(1822—1824年),东山关帝庙历时两年的重修(chóngxiū),是由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捐(juān)俸提倡的,东山的官、军、绅、士、商(shāng)、旅各界人士捐金参与。《重修武庙记》中有(zhōngyǒu)申明“武庙”之意:“盖闻人心莫隆于忠义”“德必崇而功必报”“兹列朝之享祀频仍,昭代之追封独懋(dúmào),武庙之制所由广颁也”。由此,在清朝中后期(zhōnghòuqī),东山关帝庙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推崇。 《乾隆铜山志》记载东山的另(lìng)一座关帝庙(guāndìmiào)为“兵营关帝庙”,即五里亭关帝庙。清咸丰元年(nián)(1851年),东山关帝庙二十世(shì)住持僧空提曾予以重建。空提和尚还于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兴建铜陵翠云宫,安祀东山出戍台湾殉难班兵灵位于“义勇(yìyǒng)祠”,并祀奉戍台班兵家眷吴氏碧娘“四命(sìmìng)妈”,对于安抚烈士亡魂、抚恤班兵家属有重要意义。1940年,五里亭关帝庙改建为“东山抗战(kàngzhàn)阵亡烈士陵园”,其香火移奉于赤涂窟关帝庙。赤涂窟关帝庙也(yě)称“衙顶关帝庙”,坐落在铜陵水寨九仙山东麓的赤窟。 漳州地区的其他关帝庙,有的也和东山关帝庙渊源颇深。据《乾隆铜山志(zhì)》载,“长泰瓷窑庙”和“云霄下港庙”都是从东山关帝庙请去香火,且云霄下港关帝庙与清康熙年间迁界有关。东山关帝庙的武庙(wǔmiào)功能和官方祀典(diǎn)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,与旁边的崇文书院,一为“武庙”,一为“文庙”,凝聚了东山人“崇文尚武(shàngwǔ)”的理想追求(zhuīqiú)。 在现存众多关帝庙中,东山关帝庙所体现的海峡同缘(tóngyuán)文化内涵丰富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(jìnxíng)解读—— 朝代更替 官祀(guānsì)不变。明郑时期,台湾建有多处关帝庙。据《康熙台湾县志》卷(juǎn)九《杂记志·寺庙》统计,清朝台湾早期兴建的关帝庙有西定(xīdìng)坊大关帝庙、小(xiǎo)关帝庙及宁南坊关帝庙、永康里关帝庙、长兴里关帝庙、保大东里关帝庙、澎湖关帝庙等。其中,西定坊大关帝庙有宁靖王所书匾额“古今一人”。宁靖王即朱术桂,连横《台湾通史》卷二十九有传称“十八年春三月,经奉术桂渡台,筑宫西定坊,供岁(gōngsuì)禄”,民间有“宁靖王奉像入台南(táinán)”的故事,认为是(shì)郑经从铜山携宁靖王等南明宗室(zōngshì)撤至台湾。 大关帝庙在明郑时期具有官祀性质,在清朝也多次为朝廷官员所重建,“康熙二十九年(èrshíjiǔnián)(1690年),台厦(táishà)道王效宗修。五十五年(1716年),台厦道陈瑸重修。五十六年(1717年),里人(rén)鸠(jiū)众改建”。 东山班兵 崇祀军营。汪毅夫《清代班兵制与(yǔ)(yǔ)澎湖的(de)“铜山兵”——东山县与台湾历史关系的一个侧面》一文详细论述了铜山兵戍守澎湖的历史。据林豪《澎湖厅志》(1893年)记载,早在明朝万历年间,为了防倭,铜山兵便开始参与澎湖的军防。清康熙年间,清政府完成台湾统一后,考虑到对台湾的治理和(hé)控制需要(xūyào)便建立班兵制,从大陆派遣官兵到台湾驻防,“以内地水师营分兵丁轮班戍守,三年(sānnián)一换(yīhuàn)”。 清代戍守澎湖(pēnghú)的(de)(de)班兵主要来自厦门水师提标、海坛镇标、金门镇标、闽安协烽火营和铜山营。按照规定,三年期满,由原营派同额兵丁前往替换,“在澎湖实行班兵制的200余年间(niánjiān),不时有铜山营兵往来于东山、澎湖之间。东山、澎湖都是铜山营兵的常驻地”。后来,清朝又准许年满四十而无子嗣的班兵可以带家眷随军,允许班兵就地娶亲。这样,许多退役班兵也(yě)与(yǔ)家眷一起在澎湖定居。 戍台班(táibān)兵来自福建各地,籍贯以铜山、泉州晋江、南安、惠安和福州居多。日据初期,澎湖妈宫市区(shìqū)自称“铜山人(rén)”的居民就有140户共计770人,占(zhàn)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。不论是在东山还是在澎湖,关帝均为铜山班兵及其家属精神上的慰藉。 东山“帝祖” 台湾“恩主(ēnzhǔ)”。关帝(guāndì)崇拜由福建过台湾,漳泉二地的民俗文化与台湾息息相通。江日升《公立关永茂碑记》记载东山乡(dōngshānxiāng)民在迁界之后以关帝后裔(hòuyì)为名,独立户名造册一事。此时,关帝于东山民众已有“帝祖”之实。至今东山百姓凡乔迁新居或是子孙(zǐsūn)成婚自立门户(zìlìménhù),必由长辈舅父或内兄弟赠送“帝祖”神像并颂联一套,俗称“母舅联”,悬挂于大厅中堂,承传敬帝祀祖的家风,庇荫子孙后代平安吉利(jílì)、家业兴旺。 台湾的关帝有各种称名,如协天大帝、文衡(wénhéng)圣帝、关圣帝君、翊汉天尊、关帝爷、山西夫子、恩主公等,其中“恩主”的名称与“帝祖”一样,反映了儒家思想(rújiāsīxiǎng)在(zài)信俗中的投射。 东山关帝庙在关帝文化传播中的独特性,随着(suízhe)遥远(yáoyuǎn)的历史烽烟而来,走进了海峡两岸民众戍卫耕劳的日常,东山流传的《龙船歌》至今还在传唱“三月上巳过清明,关公送嫂去寻兄,过了五关斩六将,又斩蔡阳入(càiyángrù)古城”。民俗与信俗的互动影响(yǐngxiǎng),使得东山关帝文化焕发出持久永恒(yǒnghéng)的生命活力。 (作者单位: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(yánjiū)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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